綿延五千年而不絕的中華文明，彰顯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是中華兒女共同的驕傲。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并將“連續性”放在首位，指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p>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蠶織”。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吳越國歷經三世五王，始終奉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國”政策，在五代十國動蕩不堪的亂世中，開辟了一片凈土、護佑了一方百姓。更以其相對親民的政治、繁榮的經濟、發達的科技和多元的文化，賡續了中華文脈，為宋韻文化乃至更為長遠的中華文明發展夯實了基礎。本期我們邀請3位嘉賓，一起來探討吳越國對延續中華文明發揮的獨特作用。
生生不息的文明創造
記者：從公元907年錢镠被封吳越王，到公元978年錢俶納土歸宋，吳越國是五代十國中存續最久的一個政權，更成為唐宋之交的一個經濟文化發展高地。請您談談，吳越國自身文化、科技等發展對中華文明有哪些重要貢獻？
張國剛：吳越國雖然存在時間不到百年，但這塊地區所呈現出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其實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自古以來的傳統。從上山文化到良渚文明，中華民族的一些基因、特性就已經出現了。到了三皇五帝，相傳大禹治水就已經到過吳越地區，越王勾踐的先祖就是夏禹；吳國的第一代君主吳太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可見吳國和越國的土著文化既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又作為貢獻者共同形塑了中華文明的特征。此后的每一個朝代，吳越地區和中原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更在分裂的時代幾度保護了中華文明。就吳越國而言，前有晚唐、后有南宋，都是風雨飄搖、文明文化遭受巨大破壞的時期，而吳越國能保持一個地區相對和平而穩定的發展，本身就是給中華文脈的保護和傳承打了一針“強心劑”。
如果要談具體的成就，我個人認為，吳越國的水利技術是很值得一提的。吳越國境內江河湖海一應俱全，但地勢低洼，河水入海渠道不暢，是我國海潮災害最頻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錢镠在杭州主持修建捍海石塘，調集數十萬軍民，在錢江北岸開啟了水利大會戰，大大緩解了潮侵之患，還留下了“錢王射潮”的傳說。吳越國時期的各種水利工程，不僅在當時遙遙領先，更折射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戰天斗地的意志和精神。
王旭烽：如果從晚唐藩鎮割據算起，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歷史時空上一大動亂時期。而吳越國恰恰是在其間延續中華文明，并為之提供新鮮精神滋養的重要區域。
在這里，我主要強調吳越國的文化貢獻，這種貢獻是建立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意識的大一統國體觀上的。大一統國體觀數千年來基本得到延續，卻在五代十國時期被嚴重挑戰，中華大地被肢解，割據成為一種常態。而吳越國自始至終對中華民族大一統保持著捍衛的立場。這或許也源于士大夫精神對錢氏王族的滲透影響。在那個以武人燒殺搶掠為常態的時代，諸多區域出現了文明嚴重倒退的現象。正是把儒家文化作為主體意識形態，決定了吳越國君臣間能保持基本正常關系。從開國君主錢镠與晚唐大詩人羅隱的關系中，以往我們更多強調的是君主對文人的私人情感與尊重，但若從五代十國特殊的文化生態來看，可知二人之間還有一種儒家文化相互滲透的關系。君主對這種關系的正向態度，也勢必影響吳越國的治國理念。
黎毓馨：與五代十國時期其他幾個國家相比，吳越國遺跡遺物的豐富性、完整性和珍貴性都是首屈一指的，不僅有反映物質文化的金銀器、秘色瓷器、投龍銀簡、玉器，還有反映精神文化的雕版印刷、雕塑藝術作品，另外碑刻也很多，類型齊全，體系完整。這些文物遺存，也成為吳越國文化、科技等方面成就的強有力證明。為此，早在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就在《加強對西湖文化的保護》一文中，強調對西湖四周吳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的深刻印記，“一定要保護好，利用好，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舉例來說，其一，西湖出水的錢镠、錢元瓘、錢弘佐、錢俶投龍銀簡，表達了歷代吳越國王祈求風雨順時、軍庶康安、兵革不興、封境寧謐、壽筭延長、子孫隆盛、家國無憂的心愿。其二，杭州、福州、蘇州等地現存的寺院和佛塔遺跡，展現了吳越國高超的建筑技術。公元964年建造的“越山吉祥禪院”（現保存華林寺單檐歇山頂大殿），是目前江南最早的木構建筑；杭州六和塔、蘇州虎丘塔、臺州黃巖瑞隆感應塔等都是吳越國時期所建的樓閣式磚塔，塔身磚砌、外檐木構的吳越佛塔對宋代佛塔的形制、結構影響很大。其三，始于唐朝的雕版印刷，在吳越國得到了急速發展。據學者張秀民統計，錢俶與高僧延壽所印佛教經像、咒語，有數字可考者，竟達到六十八萬二千卷。發現于湖州飛英塔的公元951年的刻本《妙法蓮華經》，經折裝，大字版，有插圖。吳越雕版澤及后代，宋元時期五部《大藏經》在吳越故地刊印。其四，吳越國的瓷器燒造技術爐火純青，帶動了青瓷之風尚，特別是秘色瓷制作工藝登峰造極。出土于錢镠母親水丘氏墓的三件越窯頂級青瓷，如今是臨安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發現于蘇州虎丘云巖寺塔的秘色瓷蓮花碗，是蘇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
記者：盡管中原王朝政權幾度更迭，吳越國三世五王始終奉中原王朝為正統，并且接受其冊封。在您看來，吳越國與中原王朝乃至契丹的互動，如何促進中華文明的進步？
張國剛：從外交上的靈活性和廣泛性來講，吳越國是很突出的。它不僅通過保境安民、善事中國來爭取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也通過積極進貢、發展經濟和貿易來加強友誼。包括虔州之役后，吳越國北上中原的陸路交通被封鎖，還堅持開辟海上道路，入貢京師。據史料記載，吳越國還是南方最早與契丹朝廷接觸的國家。這里面既有對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也是出于對中原王朝的認同感，事實上蘊含了一種外交智慧。
這種外交謀略有幾個方面的積極意義：從家族層面來講，歷史上很多跟中原王朝對抗的大家族都不能善終。而錢氏家族代代繁衍，較少受到戰爭波動，后審時度勢、納土歸宋，保存了血脈，錢氏族人被歷史記載者不可勝數。所以歸順朝廷是吳越國君王對家族負責任的做法。從治理層面來講，錢氏王朝對內實施善治，對外積極奉中原為正統，保障了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保護了吳越百姓免遭生靈涂炭，與中原王朝乃至契丹的互動，也促進了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互鑒，體現了吳越君主的民族大義和現實關懷。
王旭烽：吳越國的基本國策是奉中原王朝為正朔，這種關系首先便會體現在政體上，其中上貢與封賞是基本形態。另外，吳越國人的經商血液是不受約束的。當戰爭打斷正常的交通要道時，吳越國甚至能通過海上航線，用茶葉、絲綢、瓷器等換取契丹的馬匹。特別要強調吳越國對外貿易中茶葉貿易的地位。茶葉貿易對整個中華文明起著血脈流通的作用，是中華文明一大文化符號。吳越國對茶葉之路的開辟至關重要。當時動輒數萬斤的貢茶運往北方，可測算出吳越國龐大的茶葉生產量。其與契丹之間的茶葉貿易，還促進了洲際交流，開辟了亞歐之間的茶葉之路。這些頻繁而又規模巨大的茶葉貿易，讓雙方都獲得了巨大利益，從而推動了經濟社會進步，也為后來中國茶葉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羅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今天提到的萬里茶道，可以說是從吳越國時期開始的。
文脈傳承的中流砥柱
記者：吳越國崇禮重教，重視文化建設，延攬各方人士，為文化發展和文脈傳承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如何看待吳越國對后世尤其是南宋以降中華文明的影響？
黎毓馨：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吳越國十分重視以文興國，多措并舉延攬天下名士。據傳，吳越國內專門設置“握發殿”“擇能院”以選士，錢镠還專門派畫家在松江邊境為南下的北人畫像，從中物色人才。中原人士名流、文化精英紛至沓來，中原繁榮的文化和先進的科技也隨之傳入，與吳越國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建筑、工藝、文學、繪畫、藏書、天文等文化現象，為唐代以來豪放、磅礴的文化風格，增添了一絲江南的內斂與婉約。
與此同時，錢氏君王重視對吳越都城特別是杭州的建設，如錢镠三次擴建杭州，浚西湖鑿水井解決居民用水等，使得杭州成為北宋“東南第一州”，奠定了南宋臨安城的基本格局。據史料記載，錢氏三世五王治杭期間，杭州人口明顯增加，對杭州歷史地位的提升和此后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發揮了重要作用。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認為，正是從吳越國時期，杭州這個城市從一個三等城市躍升為第一等的城市。而單從杭州自此之后對江南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影響來看，吳越國的貢獻十分巨大。
王旭烽：我認為，重新鏈接起良好的中華南北文化循環交流，是吳越國對中華文明的一大貢獻。在中華民族走向統一的過程中，有些時候免不了戰爭和暴力，導致一些區域飽受戰火摧殘，文明遭遇威脅。吳越國自始至終相對和平地賡續著中華文脈，且文學藝術、人才教育、民俗信仰、工藝營造等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果都十分顯著。特別是納土歸宋這一舉措，并非僅僅只是獻上了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五十五萬六百八十戶、十一萬五千一十六士卒，以促成國土意義上的統一；錢俶親率包括錢氏家族族人在內的3000多人北上汴梁，還使江南文化以一種特殊而柔軟的方式進入北國文化中心。這是一種以南方日常生活方式為主的展開，也是一種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的傳播，因此更具備普及性。
張國剛：毫無疑問，吳越國是宋韻文化的重要基礎和源頭。第一，在北宋時期，吳越國的文化風尚、飲食風氣、著裝風格等，已經對宋代社會生活產生了一些影響。兩宋期間，錢氏人才涌現，名人輩出，成文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中，“錢”姓能排在“趙”姓之后，位居第二，這是值得思考的。第二，吳越國存續期間與北宋朝廷的友好關系、三世五王對吳越地區特別是杭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平歸順后兩浙的高度繁榮等，可以說都對后來南宋定都臨安（今杭州）有直接影響。
而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看，我們當下要深入挖掘和研究吳越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不能僅限于前后幾十年或者幾百年，還要重視“如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滋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重大命題。換而言之，在當下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故事不但要接著講，還要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這一方面，我覺得特別要強調《錢氏家訓》的現實意義。“子孫雖愚，詩書須讀”“恤寡矜孤，敬老懷幼”“務本節用則國富，進賢使能則國強”等理念，不僅是錢氏后人奉為圭臬的祖訓，也能為當下精神文明建設增添一份力量。
海外交流的一扇窗口
記者：吳越國地處東南沿海，與日本、朝鮮、印度和阿拉伯一些國家保持密切的經貿和文化往來，您認為吳越國與海外諸國的交往交流，怎樣影響了中華文明的形態和內涵？
張國剛：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曾經這樣總結浙江文化的特點：融會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質，兼具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之長處，融合了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激蕩?！凹婢邇汝懳幕c海洋文化之長處”“融合了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之精髓”，吳越國是一大代表，甚至可以說是五代十國期間中華文化對外展示和交往的重要窗口。吳越國的海外貿易繼承于唐代后期，以明州（今寧波）等為主要海港，與日本、朝鮮、印度、阿拉伯等建立了頻繁的海外貿易關系，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輸出海外的貨品主要有絲織品、瓷器等物，從海外輸入的主要有朝鮮的馬匹、藥材，日本的砂金、木材，阿拉伯的火油等。為了便利海上貿易，吳越國不斷創新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將原本難以在長江入海口靠岸的船只，改良成了平底沙船，船只可以直接進入錢塘江，這也間接帶動了吳越國海上軍事力量的提升。航海貿易獲得了豐厚的利潤，有記載，吳越國“航海所入，歲貢百萬”。
吳越國將海外貿易發展到如此水平，此后兩宋時期的統治者也十分重視海外貿易與交流，進一步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壯大。如今，中國沿海地區特別是浙江向海圖強、敢為人先、勇于創新、工商皆本等發展理念和策略的形成，在我看來，與吳越國也存在一定的聯系。
黎毓馨：需要強調的是，吳越國的海外交流不是單向的，而是兼收并蓄、相互賦能的。隨著國際市場的形成，一些獨特的技藝和產品也隨之進入吳越國。據《吳越備史》卷二《文穆王》記載：“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國，以鐵桶發之。水沃其焰彌盛?！被鹩图礊槭?，也稱猛火油，產自阿拉伯地區，吳越國將其作為“秘密武器”。
吳越國與日本之間“經書回流”的故事也值得一提。吳越國與日本、朝鮮當時文化交流頗深。在日本奈良地區多次出土錢俶公元955年所造的阿育王塔，而在杭州雷峰塔地宮出土了日本平安時代“饒益神寶”銅錢，寧波天封塔地宮出土了朝鮮統一新羅時期的鎏金銅佛立像。據記載，最早的中國化佛教宗派天臺宗，歷經唐代會昌法難，教籍被焚毀，面臨傳承危機。到吳越國錢俶統治時期，天臺宗高僧羲寂從日本和朝鮮半島網羅佚失的天臺教籍，獲得巨大成功，為天臺宗中興打下了基礎，可以說是曲線救“文”的一樁美談。
http://zjrb.zjol.com.cn/html/2024-06/17/content_3748962.htm?div=-1 《浙江日報》：202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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